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发展中国家，中国经济发展形势一直备受关注。特别是随着近年来中国经济内外部环境的深刻变化和发展压力的加大，关于中国经济形势的看法出现分化，乐观者有之，担忧者有之，悲观者也有之。中国经济形势怎么看，既是做好经济工作的前提和基础，也直接关系全社会的信心。特别是在经济面临困难和挑战的时候，信心往往比黄金还宝贵。这需要我们全面客观看待当前中国经济形势，深刻把握中国经济的内在运行规律，科学准确判断未来中国经济的发展趋势。
当前经济形势究竟怎样
当前中国经济形势可谓错综复杂，但前路宽广。我们看到，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2024年前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8%，特别是2025-08-03中央政治局会议果断部署一揽子增量政策，使社会信心有效提振，经济明显回升，主要经济指标进一步好转，市场活跃度较快回升，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继续扩大，全年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任务即将顺利完成。同时，我国经济运行仍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主要是国内需求不足，部分企业生产经营困难，群众就业增收面临压力，风险隐患仍然较多，不少人感叹工作不好找、生意不好做、钱也更难挣了。
如何在“乱花渐欲迷人眼”的状态中正确看待当前中国经济形势？这就需要用全面、辩证、长远的眼光观大势、识大局，透过纷繁复杂的现象看清事物本质，从而把握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方位和大逻辑，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那么，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方位和大逻辑是什么？概而言之，就是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这既是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鲜明特征，又是我们认识、理解、把握当前经济形势的“金钥匙”。
一方面，正是由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中国经济“颜值更高”“气质更佳”。近年来，紧紧围绕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我们统筹好提升质量和做大总量的关系，中国经济在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中逐渐积蓄能量，高质量发展的积极因素在不断增多，筋骨更壮实、体魄更强健，迈上了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之路。
——从“质”的角度看，当前中国经济的突出特点是质的有效提升。产业结构更加优化，传统产业加快转型升级，战略性新兴产业蓬勃发展，未来产业有序布局，一批重大产业创新成果达到国际先进水平。C919大飞机实现商业运营，国产首艘大型邮轮命名交付，电动载人汽车等“新三样”成为我国外贸出口“新名片”……这些都是我国产业结构精彩蝶变的生动注脚。我国经济发展的动力愈益深厚而强劲，从过去主要依靠资源和低成本劳动力等要素投入转向更多依靠技术、管理、数据、人才等要素驱动，人工智能、量子技术等前沿领域创新成果不断涌现，新质生产力释放的新动能已经成为引领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2024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中国创新指数列全球第11位，位居34个中高收入经济体之首；中国拥有26个全球百强科技创新集群，再次位居全球第一。2023年，企业发明专利产业化率达到51.3%，首次超过50%。我国经济的绿色化程度持续提高，清洁能源项目加快建设，能源生产消费结构进一步优化，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加快形成，成为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先行者和引领者。2013—2023年，我国以年均3.3%的能源消费增速支撑了年均6.1%的经济增长，是全球能耗强度降低最快的国家之一。读懂了这些领域的“质变”，就能对中国经济发展为什么行、为什么能、为什么好，有更为深刻的认识和理解。
——从“量”的角度看，中国经济实现了量的合理增长。2023年我国GDP超过126万亿元，比上年增长5.2%。相对于前些年特别是早年间的高速增长来说，这个增速好像不那么快了。但要看到，这个增速是我国在更加注重发展质量、不唯GDP的情况下取得的，是我们在坚决摒弃过去那种粗放式的、铺摊子的发展方式下取得的，其含金量更高、意义更重大。同时，这是在我国经济长期快速增长、稳居世界第二基础上的增速，是在一个远比过去大的经济基数上的增速。从国际经验来看，在经济体量达到一定规模后，产业升级、动能转换和转型发展一般都伴随着增速放缓。中国这样一个超大规模的经济体，在经历长期高速增长后还能保持这样的增速，殊为不易。目前，主要发达国家的GDP增速大多为2%—3%，有的长期保持在1%左右。相比2023年美国的2.5%、欧元区的0.5%、日本的1.9%，我国5.2%的增速依然十分亮眼。按照可比价计算，2023年中国经济增量超6万亿元，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一年的经济体量，放在10年前的中国则需要超过10%的增速才能实现。
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中国经济必定要经历“爬坡之艰”“转型之难”。难走的是上坡路，我国经济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关键期，生产结构、需求结构、产品结构、商业模式等正在进行深度调整，这一过程必然带来阵痛。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许多问题、人们遇到的一些困难，就是结构调整、转型升级过程中的阶段性现象。加之外部冲击、新冠疫情等影响交织叠加，我国经济面临的困难挑战可谓前所未有。比如，产业升级是一个破旧立新的过程，在旧的动能明显衰减、新的动能还在培育之时，部分领域、产业和地区经济风险必然会加大，也会对经济增长、创业就业等产生较大影响。再比如，房地产市场调整是中国经济必须经历的阶段，但调整对居民消费、产业发展、地方财政和经济增长都带来了非常大的影响。应该看到，经过多年调整，房地产市场对经济的负面影响正在逐渐减弱，随着新模式取代原有模式，未来房地产市场仍将在中国经济中发挥重要作用。还比如，我国出口正从以低附加值商品为主向高附加值、技术密集型产品转变，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优势逐渐减弱，少数西方国家对我国产品出口的限制，造成了外部需求收缩、出口订单减少等问题。因此，当前我国经济所面临的困难，是前进中的问题、发展中的烦恼，是我们跃上更高台阶必然要经历的过程。针对这些问题，党中央一直在深入研究，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提出一系列新战略新思路新举措，保持战略定力，稳扎稳打、久久为功，不断在解决困扰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困难挑战方面取得重要突破。
综合来看，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变。这不仅为新时代以来的巨大发展成就所证明，也由我国经济发展的总体趋势和内在逻辑所决定。我们要保持战略定力和坚定信心，既要正视眼下的困难，又要看到光明的前景，不囿于一时的波动、不困于一时的得失，朝着既定的方向稳步前进。
对中国经济的信心从哪里来
一段时间以来，关于中国“人口负增长”“消费降级”“产业外迁”等话题的讨论有很多，也引发了一些人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的担忧。毋庸讳言，我国经济发展的确面临一些困难甚至是严峻考验，外部风险挑战增多，国内周期性、结构性矛盾并存。那么，我们对中国经济长远发展应该持什么样的态度？支撑中国经济发展的有利条件变了吗？未来经济发展的增长点在哪？回答这些问题，需要深入分析中国经济基础条件和内外部环境，准确把握中国经济发展的“变”与“不变”。
超大规模市场的需求优势还在不在？市场是最稀缺的资源，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规模庞大、层次多样、潜力巨大、统一开放的国内市场始终是我们应对各种风险挑战的有力保障。中国是一个具有14亿多人口规模、120多万亿元GDP的庞大经济体，中等收入群体超过4亿人，是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第一大网络零售市场，也是全球最有增长潜力的市场。当前，我国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市场纵深不断延展，扩大内需的空间足、潜力大。比如，2023年我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8.3%，与发达经济体80%左右的城镇化水平相比还有30多个百分点的差距。据测算，城镇化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可以拉动万亿元规模的新增投资需求，以及2000多亿元的消费需求。再比如，我国正在推进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2023年年底我国民用汽车保有量达到3.36亿辆，冰箱、洗衣机、空调等主要品类家电保有量超过30亿台，汽车、家电更新换代将创造万亿元规模的市场空间。迈上高收入国家门槛以后，我国将进入大众高消费阶段，必将进一步激发内需市场活力动力。据推算，如果农村转移人口能够获得和城镇居民同等的公共服务，我国消费需求可提升近30%。随着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加快建设，各种生产要素市场化配置和商品服务流通的体制机制障碍将加快破除，我国市场的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将进一步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将转化为竞争优势和发展势能。
产业体系配套完整的供给优势还有没有？产业体系是一国经济的物质技术基础，对于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韧性、潜力起到关键作用。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的发展和积淀，我国已拥有全球最完备的产业体系，产业规模大、配套能力强，具有明显的成本优势、品类优势和速度优势。截至2024年，我国拥有1.8亿多户经营主体，41个工业大类、207个工业中类、666个工业小类，大多数材料和组件都能在我国找到本土供应商，不仅能满足大规模标准化生产需求，而且能快速响应个性化定制需求。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产业基础设施最发达的国家之一，建成世界上最大的高速铁路网、高速公路网和世界级港口群，建成全球规模最大、技术领先的5G网络，还有海量数据资源和丰富应用场景等优势，为产业发展提供了畅通高效的物流运输网络和数据传输网络。我国产业集群化特征明显、配套能力强，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等地，形成了许多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专业化产业集群，产业集聚效应不断释放。正是依托这种完善的供应链体系，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实现了当年开工、当年投产、当年交付，这一优势也吸引大量海外企业来华投资兴业。
“人口红利”还能不能持续？新中国成立后，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带来“人丁兴旺”，人口规模持续攀升。20世纪50年代、60年代、70年代出生的这“三代人”，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形成了巨大的人口红利。近年来，随着发展阶段的变化，我国人口出现了负增长。但由于人口基数规模庞大，年出生人口数量仍然高居全球前列。从1998年开始，我国新出生人口跌破2000万，1999—2018年的20年里，年出生人口依然超过1500万。也就是说，至少到2035年前后，我国每年新增加的劳动力仍将超过1500万人，将继续拥有巨大的劳动力数量红利。同时，国家正从生育补贴、托育服务等多方面降低生育养育成本，积极健全相关配套服务，努力缓解生育率下滑态势。从经济发展视角看，相较于人口规模，人口素质同样重要。现在，我国劳动年龄人口超过8.6亿，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提高到14年，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达到2.5亿，每年有超过500万的科学、技术、工程、数学专业毕业生，人才资源总量、科技人力资源、研发人员总量均居全球首位，“工程师红利”业已形成。因此，虽然人口老龄化有所加深，但每年的有效劳动是在增加的，“人口红利”正在加快向“人才红利”转化，高素质人才队伍已经成为推动我国产业转型升级、创新发展的中坚力量。
除了上述经济发展的基础优势外，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还拥有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既能有效发挥市场经济的长处，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又能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弥补市场失灵，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优势，为经济行稳致远提供有力制度保障。我们党坚定不移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坚决破除阻碍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束缚，持续创造改革红利，着力打通经济运行中的堵点难点，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有力激发全社会创新创造活力。在党的领导下，我们还有中国人民团结奋斗的精神，有开拓进取的企业家精神，有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加上物质技术基础雄厚，治理效能提升，社会长期保持和谐稳定，这些都为中国经济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也是我们抵御外部风险的根本依托。
总之，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环境仍是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但机遇大于挑战、有利条件强于不利因素，这是我们对中国经济的信心和底气所在。只要我们把握机遇、运用有利条件，坚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守正创新、先立后破，系统集成、协同配合，努力把各方面积极因素转化为发展实绩，积小胜为大胜，就能继续书写中国经济新的辉煌。
唱衰中国经济论调可以休矣
受结构性矛盾、外部冲击、地缘政治等多重因素影响，中国经济增长挑战加大，“中国经济见顶论”“外资撤资离场论”等唱空论调也伺机泛起。这些论调，用似是而非的论点和论据，罔顾事实、混淆视听，夸大短期、局部问题，企图扰乱各方面对中国经济的判断、预期与信心。对于这些用心险恶的奇谈怪论，必须加以分析和驳斥，指出其谬误之处。
所谓“中国经济见顶论”。这种论调认为，中国经济增长乏力、动能不足，繁荣已接近尾声，中国从此就要走下坡路了。比如，有西方学者运用生产函数预测2025年之前中国的潜在增长率为4%左右，2025—2035年为3%左右。预测长期潜在增长率，必须客观准确地估计中国要素供给和生产率提高的潜力，尤其不应忽视政策制定者和生产组织者的主观能动性。通过改革、开放和创新，可以使生产要素组合更有效率、使技术进步为生产率赋能、使规模报酬递增，进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就能突破这些假设条件的限制，取得更高的实际经济增长。事实上，中国过去长期的高速增长，除了要素投入数量增加外，更重要的是依靠改革开放所释放的制度红利，这也是我国经济增速明显快于同一时期与我们具有相似条件甚至条件更优国家的原因所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一系列重大改革举措，必将为中国经济注入强大动能，推动中国经济更上一层楼。另外，从“亚洲四小龙”等追赶型经济体以及高收入国家发展历程看，人均GDP介于1.2万—2万美元时，经济发展潜力持续释放。从这种横向的比较中可看出，中国经济发展仍有较大潜能。
所谓“中国产能过剩论”。一段时间以来，美欧一些政客指责中国新能源产业依靠“补贴”大量出口，鼓噪“中国输出过剩产能威胁他国产业发展，冲击世界经济”。有国外舆论将“产能过剩”定义为超过国内需求的生产能力，若按此说法，美国80%的高端芯片用于出口、液化天然气出口量全球第一，岂不也算“产能过剩”？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生产和消费都是全球性的，只靠本国或“小圈子”的产能满足需求，不仅难以做到，更会造成全球范围内的重复建设、效率低下、成本高企。当前全球经济面临绿色转型，对于技术先进的绿色产能需求较大。中国新能源产业以其超前的产业布局、持续积累的技术品牌优势、完备的产业体系，因应了全球经济的现实需要。同时，支持新能源产业发展和经济绿色转型，本是国际社会的一致倡议和共同实践。至于“倾销”和“补贴”的说辞，就是在给贸易保护主义“打掩护”，图谋遏制打压中国产业发展，维护自身经济霸权。反观有的国家，一边指责中国，一边自己大搞排他性、歧视性补贴。所以说，“中国产能过剩论”有悖常理、有违事实，本质是“双标”和贸易保护主义的新伎俩。
所谓“外资撤资离场论”。前一段时间，少数外资企业关停在中国的工厂，转而投向他国或回流本国。于是，一些外媒便借此炒作“外资撤离”“中国不可投资”“中国投资环境恶化”，渲染在华投资“风险”。事实果真如此吗？从实际情况来看，外资转移的大多是一些低端制造、低端产品、低端技术，主要是因为企业自身竞争力不强，需要通过转移到劳动力、土地成本较低的国家以维持生存。而那些拥有较强竞争力、较高技术水平、较好产品的外资企业，则借助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良好机会，纷纷进入中国市场，寻求新的发展。2023年，我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53766家，同比增长39.7%，体现了全球工商界对中国市场未来的信心。事实上，中国已深度嵌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是大势所趋，“有进有出、稳中有进”是中国外资的主流。况且，根据产业周期变化和企业竞争力消长而进行产业转移、资本流动，本就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我们不仅要看到转移走的，而且要看到引进来的，还要看到引进来的比转移走的具有更高质量。很显然，所谓的外资大规模撤离中国，只是某些人、某些机构以点盖面、以偏概全的错误认知，抑或故意散布的错误言论。更何况，在个别国家撺掇的联合打压下，转移出去的企业又有多少何尝不是无奈的选择？！
所谓“中国经济胁迫论”。近年来，个别国家在国际社会上不断鼓噪所谓“中国经济胁迫论”，声称中国正在利用经济手段胁迫他国接受其政治主张，宣称“一带一路”就是“经济胁迫”的手段，并以此为由要求其盟友共同围堵打压中国。只要稍加分析，这种论调便不攻自破。倘若中国真的存在“经济胁迫”，那为何“一带一路”能成为当今世界最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能吸引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与中国签署240多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事实上，中国从未实施过“经济胁迫”，中国的产品、装备、技术、标准、管理、服务等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和广泛赞誉。恰恰相反，中国倒是个别国家经济胁迫的最大受害者之一。从对华挑起贸易争端到关键产品出口管制，从对中国企业滥施制裁到威胁各国企业减少对华投资，个别国家对中国进行经济胁迫的案例不胜枚举。“中国经济胁迫论”，实质上是“中国威胁论”的另一种叙事，是个别国家的政客们唱衰、遏制中国的手段。我们要坚持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务实开展对外经济合作，用合作共赢让“中国经济胁迫论”显露原形，失去话语市场。
凡此种种论调，无非是老调重弹、新瓶装旧酒，企图借舆论战抹黑中国经济，实质是迟滞中国发展、攻击中国道路。回溯历史，中国经济在战胜各种困难挑战中走到今天，过去没有因为“中国崩溃论”而崩溃，现在也不会因为“中国见顶论”而见顶。几十年来少数国家不断“唱衰中国”，但中国发展成就是铁的事实，让看空者屡屡落空、让看好者频频受益，中国道路越走越宽广。从世界范围看，近年来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保持在30%左右，是世界经济发展的最大引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研究表明，中国经济每增长1个百分点，将使其他经济体的产出水平平均提高0.3个百分点，对世界其他地区产生了积极的溢出效应。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风狂雨骤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中国经济基础稳、优势多、韧性强、潜能大，我们有信心、有条件、有能力应对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挑战。只要我们坚定信心、保持定力、奋发作为，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情，不断发展壮大自身，“中国号”巨轮就一定能乘风破浪、行稳致远。